最近琴界似乎没什么耸人听闻的事。
听闻琴人们都似乎越来越讲“道德”了，都潜心弹琴了。
有人说，王迪之死代表了一个纯粹时代的终结；有人说古琴与电声结合会断送了它的传统精神；有人说，古琴马上就要复兴了，目前状况就象20年前的古筝；还有人说，维也纳金色大厅和奥运会上都将陆续出现古琴……。
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？
实际情况是：会弹琴的仍然没饭吃，且弹得越好的越没饭吃。
那我就唠叨点牢骚吧。反正这是个丑角与精英互换场地争夺眼球的年代，而一切思想都是免费的。爱说就说，爱听不听。
我认为：古琴历史划越数千年，中间出现过无数的社会音乐事件，也产生了许多典故、波折与革新，但总的来说，古今琴人之精神大略可分为七个大历史阶段：一、先秦琴人（古琴的萌芽与铁血时期）；二、汉魏晋琴人（古琴的流行与隐逸时期）；三、唐宋琴人（琴曲与斫琴的鼎盛时期）；四、明清琴人（琴谱、教学与各流派成熟时期）；五、民国琴人（古琴的衰落时期）；六、毛泽东时代琴人（古琴的复兴与打谱时期）。
以上是已经基本定型的断代琴人次序。
我讲述此“断代”的标准，并不是刻意于琴人所处的时代，而是各时代中琴精神的变异。
就象唐朝虽有300多年，而那时之诗皆统称“唐诗”一样，从1976年之后出现、振兴甚至游学西方的琴人到今天的新琴人，包括自吴文光、林友仁、龚一、成公亮、姚公白、赵家珍、李祥霆、曾成伟……等等前辈到年轻的我们这一代，严格地说都应该算是一代——这就是所谓的“第七代”。
这一代人所面对的世界环境，要比古人、先人们复杂得多，所以要提出的新琴学思想也不可能是完全古典的，传统的。过去的琴人，尤其是晚清与民国以后，多以流派空间区分你我，互较短长。为丢掉这一弊病，今天的琴人本应该站在时间与大历史（包括世界音乐历史）的角度，提出自己的琴学主张。因为所有的琴人，都属于古琴漫长历史中的一份子。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，“第七代”应该是总结的一代，同时也是先锋的一代。“第七代”的纲领，本来该是让古琴进入世界，影响世界，也接受世界的进入与影响，使古琴精神与现代艺术、现代文化生活浑然一体；“第七代”的琴人本应该没有权威；“第七代”的琴人本是自由的音乐人和艺术家。
古书上曾称伟大的法则、谋划或道为：“鸿猷”。
我一直希望上面这个理想能成为古琴发展的策略，成为琴人未来史之最可能达到的境界——也就是成为21世纪琴史之“鸿猷”。
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？
实际情况是：现在的琴人们还是和过去产生门派之争的老琴人们差不多。或者长辈与长辈之间有矛盾，他们俩的徒弟之间也会发生口角；或者拒绝与世界音乐之间的交流借鉴，恶其曰“背叛传统”；或者分裂专业与非专业之水平，搞权威崇拜；或者执着于赚钱、卖琴与免费教学之间的伪道德审问；或者互相攀比；或者互相阴损……。实际情况是有些老琴家自己的技巧水平很有限，也出了光碟，譬如川派的王华德先生；而一些著名理论家在浮躁的文献作品中却出现一些初级纰漏，譬如虞山派的吴钊先生在《绝世清音》中错把林友仁先生的师承划到张子谦门下（虽为广陵派，其实林先生根本没跟过张老）；朱唏因学术版权和章华英发生纠葛；易存国的《中国古琴艺术》写的简直是文抄公的流水帐；逃避的被看成是清高；先锋的又被误解为炒作……如此等等。实际情况是，在年轻琴人中，琴社纷纭，但开馆授徒遭到非议；前年的古琴比赛搞得乱七八糟，四分五裂，选手互抱不平；《中国古琴》报没有思想倾向只有新闻，因为怕得罪人（如本文本是应邀而写，但编辑连怎样排列那些著名琴家的顺序也要谨小慎微，因此我收回本稿。在一个“论资排辈”大于艺术水平的环境中——不必解释）；与新民乐、电声、摇滚等结合的古琴即兴演奏陆续出现，但其艺术水平并不高；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刘巍隆先生艰辛出版了数十种传统线装琴谱，而琴界（尤其是谱学与理论界）几乎从不提他的名字；何明威先生、王鹏先生的斫琴技术、工艺等的确有了划时代的超越，却因价格问题被各种“伪文化无产阶级”所非难；黄树志先生自费巨资达数十万，研制出失传多年的“太古”丝弦，却只有少数人响应，一切技术只好随意流失为别人利用；金蔚因曾发现“内幕”拒绝比赛而遭猜忌；杨典对琴界进行激烈的讽刺，引起许多人不满；一会扬州张峰开工作室被骂了；一会南京茅毅搞讲座谈师承流派又被攻击了；好为人师的港台琴家不断来内地晃荡；而作曲家王震亚先生写的《古琴曲分析》一书直到出版后，我才发现其作者自称还“不会弹琴，不识减字谱”，那书唯一的减字谱只出现在封面上——这简直荒唐，连减字谱都不懂的人，用西方的曲式分析来结构古琴音乐，这是科学的吗？！古琴音乐是标题音乐，而且是历代古琴家自由谱写的，每一首曲子都有独立结构，但从无一定规律，哪里来的类似西方音乐学中的固定“曲式”呢？
如此等等……很多很多，一言难尽。包括我自己，也都融入了这一片喧嚣之中，成为它无谓的罪犯、也同时是无谓的牺牲品。老头贪色、青年谋利、学人求名……共同扮演着一场准经济时代的大抒情戏剧。
我们都需要忏悔。韬光养晦。尤其是我——以后再也不争论了。
我们的灵魂还没有超越所谓道德审判而走向纯粹艺术。
我们还在什么是君子、小人和人民币的问题之间稀里糊涂地徘徊着，党同伐异，怨天尤人，排斥敢于提出非传统意见的艺术家，排斥给演奏或斫琴工业带来冲击的优秀人物……。因为在现存的琴界体制下，谁带来新的力量，就自然会有无数不如他的旧力量来阻挠他。
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文化原因或经济原因，本质都一样。
因为几千年过去了，中国人都还没明白为什么司马迁要把“货殖列传”的精神编入《史记》，为什么吕不韦的智慧才能缔造一个帝国，而伟大的“丝绸之路”首先是政治经济活动，然后才是文化奇迹。
总之，实际情况是——“第七代“琴人的理想其实还只能算一个“困猷”。
这种在极端焦虑中的困惑感，让我想起早年读20世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逛巴黎动物园时描写铁笼中之猛兽的那首《豹》中的句子：

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
缠得这般疲倦，什么也不能收留。
它觉得只有千条的铁栏杆，
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。

强韧的脚步迈出柔软的步态，
这步态在极小的圈中旋转，
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，
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。

我觉得“第七代”琴人的整体精神就是头笼中豹。虽然昏眩，但这个“困猷”似乎至今还在作困兽犹斗的挣扎。因为大家还想看到古琴的复兴，看到这门翻滚在千年中的伟大乐器在红尘西学中颠覆乾坤，对生活与社会产生类似古代那样深远的影响。所有的琴人，无论是在死亡崇拜下的名门宿将们，还是其技巧拿了大奖的新人，一直到刚入道的初学者，都还没有真正超越宋朝朱长文在编《琴史》时大量编入一系列非专业之历史文化人物时的良苦苦心——即古琴精神是自由的，是不能用门派、传统、权威、世俗道德或专业等意识形态铁栏桎梏的艺术。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，甚至包括那些连古人都早已打倒的东西。
真正的中国精神——其实是越传统的就越激进。《中庸》开篇第一句所谓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。
琴之道虽小，却也算是某种中国社会的缩影——没几个真性情的人。
而中国社会是改变不了的。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、我自己。
再者，目前全国古琴活动很多，良莠不齐，也有不少积极刻苦的……但我个人看到的更多是负面的东西——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。
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表带有社会意识与主题的琴论——以后不再发了，也懒得说了。对过去我曾说过的那些伤害别人的话、态度、行为甚至利益，都在此都一并谢罪了。凭添那么多敌人、那么多阻力、那么多怨恨与闹剧，却根本不起半点作用，毫无意义。能有多大个事情？！也就千八百人的闲言碎语罢了，想想本无所谓。但我们又还是社会人，还得要生存。那些要生存在同一食物链上的人，就会互相妥协。如果这一切的发生，是因为“第七代”琴人还很年轻幼稚，那也许是好事。少年不识愁滋味，那就放开手脚做事去，不再废话了。但愿我们这张迷惑的琴，在中国酱缸社会这个油滑老头的手里能有好运气。这种迷惑，或许正如鲁迅之所言：“惟其幼稚，方才有了一些希望”。

2006-1-27北京